消费主义与标签化，本质上也是一种“身份政治”，或者说一种非政治的“身份政治”，这种身份的建立包含网络公共空间内部的圈层化，话题讨论的标签化，圈内语言的系统化等等。
福山认为，“冷战”的结束让左与右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再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，民主成为一种即便无法执行，但仍然在象征意义上被广泛认同的观念。因此“历史的终结”并非制度意义上竞争的消失，而是观念之争已逐渐淡化，取而代之的是“身份政治”的活跃与激化。
但是左右之争何尝又不是一种“身份政治”，只是相较于广泛的意识形态，身份政治的争论更加碎片化，大到宗教，性别，种族问题，小到粉丝社群的对立与冲突。“身份”的对立简化了社群或者个体之间的交流与争论，以至于最终立场代替了思考，身份差异代替了是非判断。
因此身份政治的争端必然伴随着对对立群体的污名化，它的问题在于，不同族群的内部团结，恰恰是依靠这种对外的针对性而产生的，强调差异是巩固内部联接强度的重要因素，而这一特点恰恰导致了不同团体之间的共识无法达成。
除此之外，在探讨民主衰落的问题时，如果只将身份政治视为核心原因，未免有失偏颇。殖民者曾经“分而治之”的政策并没有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而烟消云散，身份政治的问题虽然也包含一些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冲突，但是不可否认，西方对于第三世界的政治介入与经济打压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身份政治作为不同群体之间斗争的武器，必然伴随着矛盾激化后的精神上的“军备竞赛”，但如果仅仅只强调内因，在一个既定的价值序列里标准它的黑白面，抽离了其他政治体的责任，本质上仍然无助于解决当下所有与此相关的矛盾。
